中国青铜文化，历史悠久、工艺精湛、技术娴熟、内容丰富，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精华。她起源于黄河流域，始于公元前21世纪，衰落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大体上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约经历了1500多年的历史。这与中国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发展及衰亡相始终。在约4000年前的夏朝时期，中国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商朝和西周时期，青铜器文化走向发展的顶峰。春秋时期青铜冶炼技术仍然在继续发展。到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推广，青铜制造业才逐渐衰落。进入秦汉时期，虽然青铜器依然铸造，但是也开始逐渐被早期铁器所取代。青铜器分成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三大类。以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为主地带的青铜器出土较早较多，曾经被认为是青铜器造诣最高的地方。近年来不断在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等商文化的边缘或者不属于商文化的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部分青铜的造诣甚至超过中原地区。中国青铜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为世界青铜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著名的中国青铜文化遗址群

1、四川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距今已有3000年历史，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文化遗址。这里发掘的大量古蜀国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玉石礼器、陶器及其加工作坊、古城墙、住宅遗址等，说明这里曾是古蜀国都城。青铜造型中有青铜大立人、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三星堆古遗址的发现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其历史、文化、科学价值以及神秘性和唯一性的特点得到举世公认。

2、武汉盘龙城遗址

武汉盘龙城遗址为中国商代前期城市遗址。城址兴建年代约在公元前15世纪前后。它的发现对于研究南方商代文化面貌、城市的布局与性质、宫殿的形制及建筑技术，都具有重要的价值。遗址的城外有约100万平方米的商代遗址。遗址的南面是居民点和手工业作坊，东西北三面均有商代中期的墓穴，发现有奴隶殉葬墓和大批精美的青铜器。城外四周分布着民居、手工作坊遗址和小型墓地。民居为单体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简易窝棚。手工作坊有多处，一般为酿酒、制陶、冶炼遗址。经过考古发掘，盘龙城遗址出土了数百件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和骨器等遗物，制作精美，花纹别致，特别是出土的铜圆鼎、铜锁、铜提梁卤和94厘米长的玉戈等，都是中国文物中极为罕见的珍品。

3、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是中国周代至汉代的采铜和冶铜遗址，位于湖北黄石大冶市城区西南约4千米，面积2平方千米。1973年起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保存最完好、最完整、采掘时间最早、冶炼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古铜矿遗址，发掘考证确认古采冶遗址范围2000平方米。铜绿山里有前后两个时期的采铜和冶铜遗址，前期属春秋时期或稍早，后期属战国至汉代。

4、江西吴城遗址

位于江西樟树市的吴城遗址发现于1973年，同年开始发掘。这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其发现、发掘标志着江西早期文明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揭开了南方地区商代考古的新篇章。随后的系列研究发现，吴城遗址出土文物既有自身浓厚的地方特色，又受到中原商殷青铜文化的深刻影响。1989年，新干商代大墓的发掘，推动了吴城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吴城遗址先后进行了九次大规模的发掘和整理。出土了较完整的石器、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1100余件。遗址中陶文、原始瓷、铸铜遗迹、龙窑的发现为江西省考古史上重大发现，标志着吴城地区早在3500多年前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铸铜遗迹、工具和精美的青铜器的出土，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这里就和中原一样，能熟练地掌握铸造技术，生产高质量的青铜器，解决了南方地区殷商时期能否铸造青铜器的重大学术问题。

5、大洋洲商代遗址

1989年9月20日下午，濒于赣江东岸的大洋洲程家涝背沙洲上，农民在挖沙取土时，挖出了一件铜锈斑斑的青铜方鼎。同年11月，在此发掘出一座大型商代墓葬。商墓共出土青铜器480件，玉器100余件，陶器300余件。这批出土文物中，以青铜器最引人注目。据专家们评论，其数量之多，品类之全，造型之奇特，纹锦之精美，铸工之精巧，堪称江南之冠，在全国也罕见。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超过了河南殷墟妇好墓，名列全国第一，许多品种也为国内绝无仅有。其中青铜瓒，国内仅此一件；提梁方卣，据悉故宫也只珍藏一件；20多公分高的青铜豆，遍布纹饰，是举世无双的无价之宝；被称为“中华钺王”的国内第一大钺，宽达39.5公分；大批青铜工具、农具与礼器、兵器同时出土，在国内也是闻所未闻。青铜器中有许多为江西本地铸造，充分表明南方地区在商代同样存在着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

6、安徽铜陵矿址

铜陵市金牛洞古采矿遗址，位于铜陵的凤凰山下。这个古代铜矿遗址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以及文化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铜陵地区从商周到唐宋一直是采铜、冶铜的中心。铜陵古矿冶遗址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它对探索中国冶金史和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阶值。铜陵地区矿冶历史悠久，约3000年，《禹贡》记载:“扬州厥贡惟金三品”，古代称铜为金。墨子《耕柱篇》记载，夏启“使蜚廉折金于山，而铸铜于昆吾”。

铜官山一带古代铜矿散布很广，从考古中发掘的矿冶遗址已近百处，广达600多平方公里。据考古者调查测算，自先秦至唐宋历代遗留下来的铜炼渣，有1000万吨之多，如按1:15的铜和渣比例计算，大约有60万吨铜的产量。还值得重视的，许多采矿遗址附近往往有冶铜遗址，同时还有各种铜制品，有从商到周的青铜器、生产用具、兵器，还有用于铸造铜产品的石范、铜范。可见这里在当时的生产布局，已形成采、冶、铸一条龙，因而形成规模生产。

世界文化遗产的基本标准

根据《世界遗产名录》，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下列一项或几项标准：

1、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2、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3、能成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4、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5、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转之变化的影响下变得易于损坏。

6、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

价值分析

中国青铜文化遗址群至少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六条标准中的第1、3、4三条标准。

1、中国青铜器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中国青铜器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中国古代青铜器，是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国青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青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青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青铜器相比拟，其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

2、中国青铜文化遗址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历史见证，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青铜冶铸业的出现，表明人类能够从矿石中提取金属，再用它去制造工具，用于改造自然。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也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青铜业的发展，又促使百工的出现，并带动各个行业一起兴盛起来。商代社会，正是由于青铜业的发展，才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青铜生产工具的出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距今4800-4000年，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大发展了。

中国青铜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体现，其中大量的艺术珍品，是中华民族艺术的典范，也是人类文化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世界上各民族间的文化千差万别，其根本的差异并非地域、语言或者体质方面的区别，而是其内在精神的不同。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与民族本身同步孕育形成的，也与民族本身一起传承、发展，生生不息。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不过是其民族精神的演绎。

3、中国青铜文化遗址展现了中国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国青铜器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中国青铜器是中国在夏商周时期的文化与科技的代表。

参考建议

1、中国青铜文化遗址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所具备的条件和理由都十分充足，建议四川三星堆遗址、武汉盘龙城遗址、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江西吴城遗址、大洋洲商代遗址、安徽铜陵矿址作为中国青铜文化遗址群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首批单位，由国家文物局牵头，各所在省政府积极出面协调，相关专家等给予具体指导，整合协调各个管理机构，各部门通力配合，积极做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2、各地政府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文化遗址周边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关系，注重资源与环境的保护及环境容量和社会承载力，保护与发展并重。继续开展科学研究、科研规划，统筹发展。强化保护管理和环境综合整治。协调好开发建设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始终不渝地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

3、强化科普宣传教育，科学利用其文化价值，普遍推广。科学规划，建立完善有效持久性的科普推广计划，积极倡导引导广大青少年群体，推广人类历史结晶，宣扬中华文化，提升文物知名度，从而促进文化传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单位：广东省韶关市丹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